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提出的关于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内在关系的命题。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普遍的关注，尤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方法论的创见，更是引起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和资产阶级学者的强烈反映和批评。在所有谈论《资本论》方法的资产阶级学者中间，德国学者考夫曼的评价是最为客观和公正的。但他与其他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对辩证法有明显的偏见．他一方面认为马克思在经济学的批判中“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马克思似乎“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针对考夫曼的批评，马克思明确表示不同意，在引证了考夫曼的某些批评话语之后，马克思认为无论在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上，还是在外表的叙述方式上，所用的方法都是辩证的，“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之间没有性质的区别和不同，只是在做了这个说明之后，马克思才进一步谈到：“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的意思说，首先要大量占有材料，再找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据性，比较分析这些出发点和根据性，在把握它们内在联系的基点上正确地按照事物发展的序列和联系正确地叙述出来。其次，无论是研究方法或者叙述方法，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和再现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维度和向度，以及不同维度与向度的相互联系的转化．从这个意义而言，一定的叙述方法总是研究方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所以这样说，叙述只能在研究的基点上进行，如果研究不能提供叙述所需要的全部思想内容，或者研究是按照一种逻辑，叙述又是按照另一种逻辑，这些叙述出来的东西就只会是空中楼阁，逻辑的形式也是亳无现实意义的．《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恰好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动的现实内容和辩证思维的逻辑形式统一起来的绝好典范．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资本论》吸引后人研究、探索的魅力所在．